12月22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45周年的日子。45年前的一纸《会议公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作为改革开放“开山第一炮”炸响的地方和经济特区的“试管”，蛇口工业区和它的创始领导者袁庚，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地位。而在蛇口的建设探索过程中，新闻改革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它对整个蛇口改革开放进程起到催化剂和加速器作用。
蛇口新闻改革的抓手就是《蛇口通讯》。试刊于1984年12月30日的《蛇口通讯》，起初是一份没有正式刊号的蛇口工业区内刊，后来获得正式刊号，名字后面加上了一个“报”字。韩耀根是袁庚亲自邀请的《蛇口通讯》创始总编辑，在袁庚身边短短4年多的办报历程中，他亲眼见证了蛇口改开的风云激荡，亲身经历了“蛇口精神”的凝炼升华。
不久前，在位于河套深港科学技术创新合作区内的第一财经深圳分部，84岁高龄的韩耀根先生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专访。在长达近4个小时的交谈、访问过程中，韩耀根言语活泼，神情生动，呈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热情与活力。室外阳光正好，从落地玻璃窗向西望去，蛇口半岛上的楼群和连接香港的深圳湾大桥影影绰绰，记者的思绪，跟随面前这位历史见证者的讲述，飞向了近4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2.14平方公里的蛇口，袁庚想办一份报纸，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从初到香港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之时就动念了。当时，香港的报章琳琅满目，但按规定招商局干部职员只能订《大公报》《文汇报》，后来，又增加了一种《新晚报》。袁庚觉得，要在蛇口这块“试验田”里种出收成，通过媒体开阔眼界、开放思想，是第一位的。后来在蛇口，“4分钱惊动”的故事，更让他体会到媒体在关键时刻“四两拨千斤”的特殊作用，从而更加坚定了办报的决心。
当时，蛇口工业区启动的第一个工程建设项目是建造600米的顺岸码头。为加快工程进度，袁庚主持制定了运泥车“每超一车奖励4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制。这一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奖励办法很快提高了工人们的积极性。但不久，这一做法被相关部门叫停。工程速度随即慢了下来。袁庚急了，通过新华社内参向中央反映了这一问题，陈述了改革分配体制、实行奖励机制的必要性。迅速作出批示，随后，蛇口工地上的定额超产奖得以恢复，沿袭几十年的“大锅饭”制度首先从蛇口退出历史舞台。
1984年3月，袁庚受邀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报告，介绍蛇口改革开放的经验。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袁庚报告全文，“蛇口经验”从此走向全国。袁庚觉得，办一张“属于蛇口人自己的报纸”，时机已到。
韩耀根，1940年出生，浙江宁波人，1969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1年调入上海市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是一个“不愿走寻常路”的资深记者。1983年，他随“上海新闻代表团”到广东采访，单独申请行动，获得专访机会，和袁庚一见如故，两个人一口气聊了三个半小时，互相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上海不久，韩耀根就给袁庚写了封求职信，决心投奔蛇口，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当时袁庚审时度势，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一年之后，袁庚就派自己的秘书拿着“商调函”来上海了。
1984年11月，韩耀根正式南下蛇口。在公司安排的临时住所，他巧遇先来借住的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原来她是以董事长身份来蛇口筹备都乐文化公司的。当黄宗英已转行为专业作家，耀根趁机向她约稿，给还未出生的报纸写“经理书笺”专栏。隔月，来到蛇口，她和黄宗英是老相识，于是，报纸头版的“花絮”有了。
可是韩耀根焦虑的是报纸的头版头条还没着落，它才是一张报的门面，何况对于创刊号而言。
这期间，袁庚多次约谈韩耀根，他说：“蛇口希望办一张有特色的企业报，报纸上的新闻，让人爱看，只有坚持一条儿，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要尽讲好话。事实上，我们蛇口搞改革试验不可能不犯错误，这里的干部许多是从内地调来的，不可能都适应改革开放形势，我们要办一张报纸，来不断检查和监督我们自己，所以到蛇口办报，就要敢于亮丑，敢于揭露，敢于批评。”
袁庚还说：“只要用心要把报纸扎实地办下去，艰苦的办他两三年，别人做不到的，我们要敢于试。两三年之内不追求份数，不追求名声，不要老想办大报，埋头苦干，办出质量。小报，版面有限，份数又不多，就因为办得与众不同，大家就抢着看，结果抢不到，弄得越绝版越好，到了这种程度，《蛇口通讯》就算成功了。”
12月初，在袁庚办公室，袁庚又特意嘱托报纸一定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要敢于批评不正之风。“蛇口干部不论是谁有问题，都可以登报批评。如果你指名道姓批评我袁庚，报纸肯定有人看。”
经过多方努力，文章终于“凑”齐。1984年12月30日，对开4版、总字数约16000字、印数2000份的《蛇口通讯》试刊号正式出街。在“报眼”位置，韩耀根执笔的《告读者》写道：《蛇口通讯》将是一张宣传开放和疏通信息的报纸，是鼓吹改革的锣鼓，它将在这样一些方面力尽本责，并热忱期待读者的支持和批评。
就这样，一份连正式刊号都还没有的企业内刊，悄悄站上了中国新闻事业大舞台的一隅。就连韩耀根自己都没料到，最后它会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在整个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贡献一份特殊的力量。
“袁庚请缨开发蛇口是抱有远見和情怀的，他的目标是在蛇口打造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社会。在他的表述中，这样的社会有四个特点：一是没有心理恐惧，允许正当批评；二是没有专制特权，实现人民民主监督；三是没有任人唯亲，推行量才是用；四是没有贫穷匮乏，实现普遍富裕。”韩耀根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要实现和保障这四点，社会的管理必须透明，只有管理透明，才能使民众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充分调动起民众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畗的积极性。
同时，在袁庚看来，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的，很多问题是需要先在蛇口试验，成者推广，错者修正，一切都需要透明。蛇口开发走的是自主负债建设的路子，“重债在身，如负千斤”（袁庚语），这条路要走好、走通，即便袁庚一个人也扛不住，必须依赖蛇口全体干部群众一起透明地参与到这场挑战中来。
而要实现城市的管理透明、所有人透明地参与城市建设，具有公信力的媒体无疑是最佳促成工具之一。同时，蛇口面对的客户多是外商，他们最怕的是政策不透明、捉摸不定；而蛇口工业区管理干部多数来自内地，对于如何建设外向型工业区既缺乏经验，也害怕犯方向路线错误。这一些因素交织，也需要有接地气的媒体来为大家提供观察的窗口、沟通的平台与指引方向的路牌。这也是《蛇口通讯》应运而生的重要原因。
一言以蔽之，袁庚希望能够通过办好一份报纸，来保障蛇口的“社会透明度”，进而推动做成一个“建设人类宜居城市”的试验。秉持这一目的，袁庚身体力行。作为直接参与者，韩耀根为记者讲述了以下四个故事——
1984年12月初，由著名经济学家古念良带队，来自京、沪、粤、港、澳等地的百余名经济学家联合考察深圳。当时听取了两场报告，调门完全不同：第一场是在深大听取深圳市发展成就介绍，整个介绍“光讲成绩，不讲问题”，结果反应平平，异议不少。第二天他们来到蛇口碧涛中心，想了解蛇口发展情况。
当时，袁庚已经知道经济学家们对头一天的介绍不满，于是他上来不讲成绩，先亮家丑，一口气讲了蛇口最近发生的三件“丑事”。他说：你们知道吗，前两天蛇口的工棚发生了一场大火，一个单位的工棚都烧光了，幸亏没死人，我批评在蛇口拍纪录片的黄宗英，为啥不把大火现场拍摄下来？黄说，那不是往蛇口脸上抹黑吗？我说，不真实地记录蛇口，那才叫往蛇口脸上抹黑！
第二件事是你们来的前几天蛇口死了一个人，在交叉路口上被汽车压死了。有人说香港天天出交通事故，也死人，蛇口压死一个人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反驳说，香港多少人，蛇口多少人，你们按比例算一算，蛇通出死人事故就是大事！
第三个，你们没来之前，我这里还出了个事，一套房子的一个阳台突然塌下来，幸亏下面没有人，否则就又砸死人了。
这三件事说明蛇口问题多多，但是我们有信心把蛇口当作改革开放的试管，想试验一下，最后结果是漂亮的小孩还是怪胎？我们愿意在时间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袁庚的线多人一起鼓掌。
“袁庚把对社会透明度的追求融化在坦率的讲话之中，使会议达到了同气相求的理想效果。这也让我们几位办报同事接受了一场奠基式教育，明白透明度对接下来办好《蛇口通讯》是何等重要。”韩耀根说。
有人说袁庚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口号，一是要钱，二是要命。后来亲临蛇口考察，肯定了这句口号，一时争议平息，但在如何推广这句口号上发生分歧。
当时，深圳市委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决定将这句口号安装在1984年国庆的深圳彩车上接受小平同志及同志的检阅。《羊城晚报》驻深圳记者站从韩耀根处要去了这条新闻稿，发表在第二天报纸的报眼位置。这下可惹了大“祸”，市里有人斥问这稿子谁写的，怎么登出去的，说要查，并扣上了一顶“泄密”的大帽子。由于蛇口当时提倡“透明度”，工业区领导保护了“供稿人”。
蛇口开发早期，管理上确实比较薄弱，大家私下的批评也较多。既然袁庚支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韩耀根就找到时任蛇口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周为民，鼓动他写一点批评袁庚的东西。周为民斟酌之后照办，写就《向袁庚进一言》一文，署了个笔名“伲名”（“匿名”的谐音）。
那年大年初一，韩耀根拿到稿子后改了改，又换了一个笔名叫“甄名伲”，之后去找袁庚，问能不能发。袁庚看完之后提了一个意见，把“袁庚先生”改成“袁庚同志”，并批了八个字：一字不改，全文照发。然后他还对韩耀根说，以后《蛇口通讯》只要不是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对我们工业区领导批评的意见，实行总编负责制，你总编定了就可以发。
报纸出版的头一天，袁庚召集了工业区干部大会，他在会上说：“明天出版的《蛇口通讯》有点名批评我袁庚的文章，建议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个地区应该提倡说真话，有什么意见，哪怕是对领导人的意见，对我袁庚的意见都可以提。”值得一提的是，袁庚始终没问过《向》文的作者是谁。“当时，招商局的党委成员袁庚、江波等，都在大会上表示支持这个事情，就是要在工业区形成一个免于恐惧的社会氛围。”韩耀根说。
《向》文在中国报界开创了同级报纸批评同级领导的先例，经多家媒体转载报道后，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反响。后来，韩耀根把“袁庚纳谏”掀起新闻冲击波的始末作了深入报道，被评为“1984年度中国好新闻特等奖”之一，另一件为《人民日报》作品。
1988年春夏之交，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三位学者南下深圳讲学，途经蛇口给蛇口青年人上课。因他们习惯于内地那一套说教，引起蛇口青年的反感。
譬如，当李燕杰和曲啸说道，青年到特区来是来干革命，不是来淘金，所以不要追求眼前利益，而要胸怀大志。这激起在场青年的普遍反感，好几位青年当场站起来说，我们到特区先追求温饱，后要淘金赚钱，养家糊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客观上也为国家做了贡献，淘金没有错。受到挑战的学者们让发言的青年报上姓名，那位青年便把名片递上，全场听众对其报以热烈掌声，课堂对峙气氛达到高潮。
事后，跟随三位学者前来的一位调查记者写了一份内参，指责蛇口青年在政治思想教育上有问题，应当引起有关方面警惕。这场思想交锋在《蛇口通讯》上刊登出来，又引来《人民日报》和更多报纸报导、转载，最终引发全国性大讨论，酿成一场“蛇口风波”。
韩耀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对于这场风波，袁庚有三点看法：一是他认为蛇口人已习惯于议事辩理采取平等对话，追求真理，而摈弃填鸭式说教、强制性教育的方式，学者们落后的教育方式激起反感在所难免。二是他认为那种事后收集不同意见，上纲上线打小报告的做法，“连我老头子都难以接受，何况年轻人”。在蛇口就是要提倡“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的风气。三是他再次严正宣称，在蛇口只要不反对，不违反宪法，支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绝不能以言治罪。
“一场风波，通过袁庚的总结，把蛇口透明度推到了新的高度，并延绵至今，让全体蛇口人享受到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韩耀根感慨道。
在出版了15期试刊后，到1985年12月25日，《蛇口通讯》取得正式刊号，从1986年1月10日第16期开始，以《蛇口通讯报》的名称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直到1989年11月27日第191期，之后正式停刊。韩耀根则在1988年3月14日第104期之后辞去总编辑之职。
5年时间，191期报纸，《蛇口通讯（报）》留下了数百篇载入史册的报道文本，也给世人留下了一笔独特的精神财富。
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蛇口通讯（报）》已被列入“文物”专栏中拍卖，达到一万元每张的价位。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建院九十周年庆典期间举办的近代报刊展览会上，《蛇口通讯（报）》作为近代三百年中外平面媒体的代表之一，入选84种展品之列，并最终由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永久收藏。
韩耀根说，袁庚通过《蛇口通讯（报）》在蛇口推动社会透明度建设，反过来使得这张报纸的风格也别开生面，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蛇口通讯（报）》既是袁庚倡导的蛇口精神的记录载体和推手，本身也是蛇口精神的实践体现。
韩耀根说，《蛇口通讯（报）》能获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适逢其人”，其中首推袁庚，“新闻界称袁庚为‘蛇口教父’、‘开放旗手’、‘改革闯将’，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袁庚提出的“透明社会”理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通过蛇口的建设实践摸索和检验的。什么蛇口精神？韩耀根说：“蛇口争时间，讲效率，重实干，反空谈，什么事都喜欢摆在桌面上，讲话直奔主题，不藏着掖着，干活直奔目标，不拖泥带水，就这么透明简单。袁庚说，他为投资一个大项目，向银行举了一笔债，常常会彻夜难眠，惊出一身冷汗。蛇口的干部为了工作而顾不了家，普遍受到家属们埋怨，为此得了‘蛇口牢骚病’。蛇口各办公场所和居民小区往往深更半夜还灯光通明。这些都印证着袁庚向蛇口人提出的第二句口号‘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已融入蛇口人的血液之中。这些都是蛇口精神。”
韩耀根又说，蛇口精神还包括自省包容精神，这也是袁庚始终倡导和垂范的。在蛇口，袁庚有权威，但又经常受到挑战。对此，他不仅不恼羞成怒，反而总是冷静地自我反思。袁庚多次表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有人都要勇于公开揭露不正之风，包括敢于揭他本人之短，“向我开炮”。对于批评他的“蛇口男子汉”，他不仅不打击报复，给人穿小鞋，还比喻为“国宝熊猫”加以保护。同时，有错必纠，不推卸责任，更不搞“造神论”。晚年，他对于反对过他的人一概释然，说“假如没有他们反对，也许我会犯更多错误”。
据统计，《蛇口通讯》试刊的15期，共发表读者投稿和记者采写的批评稿件50条，其中指名道姓批评蛇口管理局（政府）党政负责人的5条，批评南山区政府和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及其所属机构的29条，批评企业的16条。这些批评文章的作者无一遭受报复或打击。
多年以后，已经离休的袁庚在一次演讲中被问及：“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蛇口今后的希望在哪里？”“我想，蛇口的希望就在于，在光明中能够揭露黑暗，在前进中能清楚看到落后。”
袁庚还说，“蛇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有些东西可以在蛇口这个试管里先试，试了以后，失败了没什么，一旦成功，对于全国的影响就很大”“蛇口不图在经济上有多大的发展，你有再大的发展，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九牛一毛，无足轻重；但是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摸索一些有益的经验，那对全国意义就很大。”
韩耀根回忆，袁庚曾多次对《蛇口通讯（报）》的人讲，既要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又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有错就改。一旦报纸因坚持透明度原则而被人责难，甚至面临停刊危机，他又会勇于担当，立即站出来说，“此事不能怪报社，我们已放了权，总编有权力决定版面、刊用文章”，极力为报纸挡风遮雨，让报纸安然渡过难关。
《蛇口通讯（报）》的同仁们对于袁庚的人格魅力都十分钦佩。2014年，在报纸出版三十周年的纪念刊中，韩耀根写道：“没有袁庚，就没有《蛇口通讯(报)》的诞生；没有袁庚，《蛇口通讯报》生了也会成死婴；没有袁庚，就没有我们一群办报人的聚合；没有袁庚，就没有我们的后半生！”采访中，韩耀根说想补充一句：没有袁庚，就没有蛇口的社会透明度，和对未来的启迪。
采访进入尾声，记者提问，今天重提蛇口精神，主要应重新领会和发扬它的哪些方面？
韩耀根回答，蛇口精神最重要的是五个“敢”：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现在也提后面三个“敢”，反而是前两个“敢”——敢想、敢说，提倡得少了。“一个人的大脑不去想问题，想到的问题不去交流、沟通，请问，往哪个方向干？往哪个方向闯？岂不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盲目行动了？”韩耀根神情严肃地说，“这个事情，尤其我们新闻界责任重大。蛇口经验就不可以因言获罪，以言治罪，只要不反对，不违反宪法，不搞人身攻击，不诋毁诽谤别人，讲错了也没关系。”
记者又问，对于当前的改革开放进程，你有何建议？韩耀根回答，首先是改革的决心不能动摇，开放的大门不能关起来。停滞和关门，只会倒退，只会落后，这是历史的必然。其次是改革的意向还要再明确一些，不能嘴巴上喊改革，实际上不做。第三，创新是国民的创新，民族的创新，需要所有人的参与，需要千千万万的大军，任何一个人都应开动起脑筋来。第四，当前在产业和城市建设管理领域，尤其需要推进改革，把眼光放到全世界，拥抱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