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化传承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石窟寺是我国重要的文物类型。它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体，以独特的历史、艺术、文化价值，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幅员广袤的三秦大地上，体量巨大的石窟散布于高原与山川之间。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不同的是，陕西石窟主要以中小型石窟居多，且多分布在偏僻险绝的地方，不但给考古调查带来诸多不易，更加大了文物保护的难度。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陕西在石窟寺的考古调查、保护研究和实施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由陕西省文物局牵头，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省考古研究院、省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科研单位和陕西多所高校人才力量的汇入，让陕西的石窟寺保护工作上了一个台阶。野外调查、科技保护、学术研讨，多学科交叉融合、数字化展示……诸多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体现了陕西的决心与魄力。
如果说千年前“长安模式”的石窟佛造像曾深深影响全国多地的石窟风格，那么在新时代下，陕西也希冀通过努力，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石窟寺保护与研究提供新的“长安模式”“陕西方案”。
石窟寺源于古印度，是一种依山就势开凿修建的寺庙建筑。我国石窟寺最早开凿于3世纪的新疆地区，之后随佛教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发展。公元3-4世纪，开凿了新疆克孜尔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等洞窟；5-6世纪，始凿了新疆库木吐拉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北响堂寺石窟等著名石窟；7-8世纪北方和中原地区开始了石窟寺的大规模凿建活动，如洛阳龙门石窟、咸阳彬州大佛寺石窟等；唐、宋时期，石窟开凿活动逐渐南移东渐，完成了诸如乐山大佛、安岳石窟、大足石刻等一大批珍贵文化遗产。
作为文物大省，陕西的石窟虽然名气上不如四大窟，但数量之多却居全国第二。陕西境内的石窟寺营造活动始于南北朝时期，彼时陕西战火不断。北魏政权建立后,统治者大力倡导佛教，陕北和渭北地区开始了开窟造像活动，并先后在隋唐、宋代和明代出现三次发展高潮。
隋唐时期，陕西开凿的彬州大佛寺石窟、麟游慈善寺石窟等规模宏大、具有皇家气度，成为隋唐石窟造像的典范，被称为“长安模式”，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这一时期，长安周边地区大致形成了一个由北周、隋一直延续至晚唐时期的石窟造像链条，主要分布在长安通向西北方和北方的几条古道沿线，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关中平原西北侧、泾河与渭河干流及其支流沿岸。
在距离彬州大佛寺五六公里的泾河北岸水帘村，千百年来延续着一场以石窟寺为精神内核的大型民间祈愿活动。该村一面石崖上有佛像石窟群“九曲十八洞”，相传开凿于南北朝时期。唐贞观年间为了庆祝太平，人们在九曲十八洞的周围凿出1700多个石窝。每年正月十三，露天石窟的1700盏清油灯被点亮，燃灯表佛、连明三天，这便是水帘村灯山会的雏形。1300多年后的今天，每逢正月十五，水帘村整面石崖千穴流金，灿若群星。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光中交汇重叠，焕发出熠熠光辉。
从彬州水帘村往北走三百多公里，来到延安城东北的延河岸边，清凉山与嘉岭宝塔隔河相望，山脚下的万佛洞因洞内四壁和两屏柱的四面布满万余尊神态各异的浮雕造像而得名。千年前大文豪、军事家范仲淹带领大部队驰马西北、戍守延州时，曾写下“凿山成石宇，鑱佛一万尊。人世亦稀有，神功岂无存”的诗句来描写此间景象。
盛唐以后，石窟造像重心南下北上，陕北宋金石窟兴起繁盛，成为陕西石窟的精华所在。延安万佛洞是陕西宋代石窟的典型代表，而在距离清凉山向北不足百公里的子长市，被誉为“第二个敦煌”的钟山石窟开凿于此；在距离清凉山向南百余公里的富县，还有“陕北四大石窟”之一的石泓寺石窟。
“唐长安作为全国佛教的中心，是佛教入传并本土化的重要一站。陕西石窟不但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见证，还是中国佛教考古的重要对象。陕西境内的北朝、隋唐石窟是中国石窟文化传播链条的关键一环；宋金石窟填补了中国北方宋金石窟、石刻艺术历史的空白。”提起陕西石窟寺蕴含的重要历史价值，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院长赵强介绍说：“陕西虽然多为中小型石窟,但作为北朝至民国时期陕西大地上人类活动的产物，这些石窟寺是研究当时宗教与社会情况的第一手材料，能弥补传统史料的缺环和不足，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信息载体。”
独特的历史艺术价值，使得石窟寺在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席位，但文物本身的特点，又成了导致它不易被保护的重要因素。
“石窟寺都是依山开凿，临河临谷，大部分都利用了砂岩、砾岩等自然陡坎，具有特殊地形、地貌及地质条件。石窟寺都会存在整体和局部的稳定性问题，洞窟渗水及渗水引起的诸如盐害、生物病害等衍生病害问题，本体表层风化问题，同时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也对石窟长期保存造成威胁。”在参与石窟寺保护的文保人员严绍军看来，相比于全国另外的地方，陕西的石窟寺分布偏散，年久失修，管理和保护的难度更大。“由于古代陕西地貌特点、交通路网和社会环境影响，关中的石窟寺大多开凿于北部与陕北高原接壤的北山一带，陕南的重点分布在秦蜀古道两侧，陕北的集中分布在长安通往延安、榆林、宁夏的交通线路两侧。”开展丝路和古道多类文化遗产综合保护与利用，并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可能是陕西中小石窟保护利用重要举措。
在全国石窟寺保护的大背景下，陕西石窟寺的保护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持续开展。上世纪90年代起，省文物局组织并且开展了石窟寺的考古调查、保护研究和实施工作。
“石窟破坏的影响因素多、机理复杂，病害治理难度非常大，一直都是世界性的保护难题。整体而言，陕西石窟点近72%存在稳定性问题，90%国保、省保石窟点急需开展加固项目。风化病害、水害、生物病害十分普遍，陕南、关中、陕北气候迥异，各区域石窟寺的病害也明显不同，需要分别制定保护策略。”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韩建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陕西石窟保护的复杂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支持石窟寺保护超过10.4亿元，支持石窟寺保护利用设施建设超过2.7亿元。国家对历史背景和文化和石窟寺的格外的重视，以及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强力支持和保障，使得全国各地都加大了石窟寺保护力度。
21世纪初至今，陕西实施石窟寺保护项目184项，涉及石窟160处；正在编制和已经公布保护规划的石窟寺有40个。2012年至2014年，陕西省文物局对延安、榆林、铜川三地石窟寺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石窟寺664处，出版了《陕西石窟内容总录》。进行了彬县大佛寺石窟保护修复、子长钟山石窟和黄陵万安禅院抢险加固、清凉山万佛洞渗水疏排工程等，有效地保护了一批重点石窟。2016年开展了彬县（2018年5月彬县撤销，设立彬州市）大佛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示范工作，对其保存状况、本体病害变化、自然环境等进行长期监测和评估。陕西省科研院所先后完成“石窟保护防风化材料研究”“陕西省砂石质文物防风化研究与对策——以陕北地区为例”等石窟寺及石质文物科研课题。
在全国石质文物保护研究领域中，陕西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省考古研究院、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等科研单位，以及西北大学等一批涉及石窟寺保护相关研究的高校和人才储备的省份。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作为“砖石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更是承担并完成了多项相关科研课题及行业标准的制定。陕西在石质文物保护研究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众多科研成果也为全国石窟寺保护研究提供了思路。
“相比于大多数省份，咱们有相对良好的科研力量和人才基础，但省内石窟体量大，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石窟寺的研究保护传承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在韩建武看来，要解决“保护”这样的一个问题，“调查”这项笨功夫一定要下到。“只有对石窟基本情况、保护管理机构、主要病害有一个系统认识，才能编制针对性强的保护规划和保护政策，指导相应保护工程的实施。”
为了全面掌握陕西石窟寺现状，2020年11月初，陕西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真正开始启动。省文物局统筹协调，省文保院协同省考古研究院、省文化遗产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并联合西北大学共同组建5个工作组，划分出榆林、延安、安康商洛、汉中、关中等五大区域，同时开展野外调查。
“我们的每个队都有搞佛教考古研究的、搞地质的、懂石材的、做文物保护的、测绘绘图的，人员配备齐全。”参与调查的文保工作者马宏林回忆道：“人少任务重，三普有的地方没上去过，这次花了好大精力都去了。有些石窟爬上去都得两个多小时，山路特别难走，饿了就是矿泉水、面包和饼干。天黑下山，当晚整理资料，就这样干了4个月。”
从2020年11月到2021年3月，5个考察队共计百余人克服严寒、冰冻、无路可行等种种困难，深入陕南、陕北、关中，攀爬、观测、拍照、画像、记录。通过此次调查，对陕西省997处石窟、摩崖造像及石刻进行了调查，其中石窟寺894处、摩崖造像103处。本次调查新发现石窟点230处，其中石窟寺214处，摩崖造像16处。
摸清了“家底”，2021年8月省政府正式印发《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同年9月，“陕西省石窟寺保护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省文物局副局长贾强在揭牌现场要求，这个集高校、科研院所及文保力量于一体的保护研究中心，走出了一条具有陕西特色、院校合作发展，文保科技、研发与应用高度一体化的新路。
什么是石窟寺保护的新路？怎么样才可以走出陕西特色？一直以来，陕西在石质文物保护研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虽然境内缺少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这样的大型石窟群，但能够在幅员广袤、气候复杂的地域内，保护好数量庞大的中小型石窟，这其中积累的经验与摸索出的做法对全国乃至世界石窟寺保护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石窟寺的保护，需要多领域跨界合作。我们将继续坚持预防性保护与抢救性保护并重，加强日常养护和监测，分类开展中小石窟寺抢救性保护、重要石窟寺保护示范。重点开展石窟寺水文地质调查、岩体稳定性评估、病害机理研究、文物保护材料研发、病害及环境实时在线监测研发技术等科研工作，解决石窟寺保护的关键技术难题。”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院长赵强介绍说，“我们要整理这些理念、方法和经验，并把它们推广出去。与相关组织机构撰写系列科普读本，提高陕西石窟寺社会知名度。参与制定全国石窟寺数字化、石质文物保护方面的有关标准规范，提升陕西石窟寺保护技术的影响力。”
石窟寺的保护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省政府印发的《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实施方案》中，明确给出了“陕西目标”：到2022年底，实现全省石窟寺无重大险情。到“十四五”末，基本形成各部门协同推进、密切合作、社会力量热情参加的石窟寺保护长效机制。作为落实保护工作的牵头单位，陕西省文物局在人才机制、统筹安排、展示利用上有细致规划。
“下一步，陕西将逐步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建立石窟寺研究及保护专门人才联合培养基地，设立文物保护职业教育与培训基地，扩大志愿者队伍。建立全省石窟寺信息数据库，建立电子档案。优先对价值较高的、保存较差、病害发展快的石窟寺启动数字化保护工程，建立‘数字洞窟’。未来我们将运用5G、VR/AR、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方法，创新展示石窟寺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陕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张进介绍说。
“石窟寺是中华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加强它的保护利用，事关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事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是一项长期工作，我们任重而道远。”
